山西焦煤财务公司与山西省地税局党建互促 推进“两学一做”
但是，地方治理权的制度化程度还有待提高，需要通过完善法规范体系，特别是要在宪法上明确地方的终局性事权，[24]来解决上下级事权类同、责任模糊、权力分配和调整程序不明、权限争议解决机制外部化不足等问题。
他在研究中也做这样的努力，曾提出过不少概念。做实证研究应当追求充分解释背后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就事论事的简单描述，更不能为了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而扭曲实证研究。
这些大量案例基本上是通过数据库检索获得，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分类整理。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不是通过做社会热点话题来形成实证研究传统，而是更多地将研究方法一以贯之来形成实证研究传统。苏力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法治的本土资源也有一定的解释力。在中国法学界，反复强调研究需要从经验到理论的学者是陈瑞华。法律实证研究与法律实证主义的中文用语高度雷同，但含义却完全相反，很容易造成混淆。
以实证为名或声称做实证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法学的各大刊物上，呈现爆发式增长。在中国法学界，使用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简称社科法学用语，还是使用法律实证研究用语，实际上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案例1.李某与黄某系邻居。
不过，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有效实施，都是以对网络参与者行为的有效监管为前提的。由于这些行为并非为了谋求私利，也没有增加信息传播的风险，属于对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不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的侵犯。[46]李某不服，申请再审。3.为保护公共利益或信息主体合法权益。
在域外，对公共空间进行监控的现象并不罕见，但由于监控设备的安装、使用需要遵循严格的程序，未能做到全面布防，也存在很多问题。其次，个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的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在民法以及刑法中的相继确立，为有序共享理念提供了立法支持。
[53]张勇：《个人信息去识别化的刑法应对》，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不断迈向新阶段，有效提升了公安机关对违法犯罪的预防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55]参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刑终901号刑事裁定书。[39]王利明：《数据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载《现代法学》2019年第1期。
生活实践中，超市、商场等公共活动场所以及自动取款机等公共设施中，均安装了监控设备，大大提高了公共活动和公共设施的安全性。网络空间有大量个人信息，对这些个人信息，不论基于何种目的，都不能随意传播给他人，这是尊重信息主体潜在意志的考量网络空间有大量个人信息，对这些个人信息，不论基于何种目的，都不能随意传播给他人，这是尊重信息主体潜在意志的考量。在此《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中，规定了合法原则（第4条）、知情同意原则（第5条）、目的明确原则（第6条）、限制利用原则（第7条）、完整正确原则（第8条）、安全原则（第9条）等个人信息处理和利用的基本原则，并将个人信息权细化为决定权（第12条）、保密权（第13条）、访问权（第14条）、更正权（第15条）、可携权（第16条）、封锁权（第17条）、删除权（第18条）、被遗忘权（第19条）等具体的个人信息权利。
在民法中，2017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在第五章民事权利项下第111条设置了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这意味着，在实施网络监管的过程中，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完全可能获取个人隐私信息，而由于监管职责的履行又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个人隐私信息，在此情况下，立法规定有关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义务，这既表明了单纯获取个人隐私行为尚不构成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又暗含了禁止非法传播个人隐私信息的基本立场。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长期欠缺专门立法，但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为个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的生成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素材。对此，一般认为，私益应当让位于公益，这在目前相关立法中也有所体现。
[14]参见冀祥德：《犯罪形势现状与趋势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3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促成了风险的由个体化向社会化转换，而现代化发展更加深了此种风险的不确定性：风险社会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文明的风险一般是不被感知的……文明的风险是需求的无底洞。[42]参见高富平：《个人信息使用的合法性基础——数据上利益分析视角》，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2期。将个人信息定位为私益，至少有两重含义：一是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通常规定在私法中，并且一般按照私法的逻辑进行保护，即只有当个人信息受侵害时，才能够以私法填补损害的方式获得事后救济。无数的案例证实，即使公开在互联网上的信息，亦不能随意使用，对这些信息的不合理使用，可能侵犯个人信息权。例如，2005年11月广东省公安厅发布的《广东省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技术规范》要求对视频监控实施外网隔离与内网隔离技术，并采取强制访问控制、用户身份认证和用户访问控制技术，以保障监控信息安全。
此处应分两种情形进行考虑，分别是为维护公共利益和为维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这两种情形的法理及适用有所不同。随后，又通过了《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技术指南》（2003年），部署了在全国开展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3111试点工程（2005年），形成了《关于深入开展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应用工作的意见》（2010年），等等。
立法上，信息主体的授权或同意是其他主体合法使用个人信息的重要前提，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5条规定：不符合本法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未经信息主体知情同意，不得收集个人信息。为了控制犯罪和防范风险，视频监控长期运用于公共空间，[6]我们都是监控时代的目标……将我们的行为与监控设备显示的信息结合起来考虑，可以为监控者提供重要参考，[7]并可据之作出相应的预估或预测，特别是在街道、火车站、商场等人口流量大、流动性强的公共空间，这种视频监控尤为密集。
这是否意味着，对于信息主体未明确表示拒绝或处理该信息未侵害其重大利益的场合，以任何方式使用这些公开的信息都是被允许的？事实上，公开信息并不意味着开放使用，处理公开信息的行为仍然可能违背信息主体的潜在意志，并侵害其合法权益。2018年9月10日，中国人大网公布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明确将《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第一类立法规划项目中，表明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
[26]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的运用，从客观上提升了公安机关发现违法犯罪的能力，从而有助于抑制潜在不法者的主观犯罪动机。确实，在现代社会，风险的不可控性增加了公众的不安感，公共政策制定亦将安抚公众情绪、保障公众安全作为重要考虑因素。由于这些行为并非为了谋求私利，也没有增加信息传播的风险，属于对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不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的侵犯。在此基础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解释》第5条根据信息的可识别性大小将个人信息进一步分为三类，分别是敏感信息（包括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一般敏感信息（包括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信息）以及普通信息。
[44] 最后，从实践来看，监控信息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但也呈现一定程度的无序性。其次，个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的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在民法以及刑法中的相继确立，为有序共享理念提供了立法支持。
早在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七）》）就规定了针对个人信息的犯罪，即未经信息主体同意，出售、非法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构成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50条亦将视频资料、电子数据作为法定证据类型。
监控措施在网络空间的全面铺开，实现了对网络空间违法犯罪的精准和有效打击，提升了违法犯罪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虽然个人活动不可控，但信息的收集、存储却有较大的自主性。
就此意见，二审法院并未采纳，并维持原判。根据监控信息获取、存储、处理的阶段性特点，对监控活动的管理也要分阶段进行考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45条规定：依法负有网络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对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个人信息、隐私和商业秘密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然而，监控的大规模化又使公众活动几乎处于全面曝光状态，这种使个人几乎成为无遮挡的透明人的做法，受到隐私保护论者的指责。
进入21世纪，随着犯罪治理水平的提升，传统犯罪如杀人、抢劫等犯罪得到相对有效的控制，但同时，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犯罪形势愈发严峻，[14]为加强民生保障的需要，全国政法机关会加大涉及民生犯罪和危及群众安全感的常发性犯罪的打击力度。[55]由此可见，使用网络上公开的个人信息，也应当维护信息主体的利益，禁止将个人信息随意扩散。
立法上，为有效防控不断增长且变型多样的网络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刑法》286条之一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第 287 条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第287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与网络活动直接相关的罪名，以及对原《刑法》253条之一进行系统性、扩充式的修改后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替代原来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19]。（二）个人信息从自主支配走向有序共享的逻辑转换 前文分析表明，监控是获取个人信息的技术手段，围绕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的论争并不在于这项技术是否合理，而在于这项技术的应用是否侵犯了个人隐私权，或增加了隐私权受侵犯的风险。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与前述《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立法理念基本一致，主要规定了个人信息收集、处理的条件（原则）与例外情形，例外体现共享性、原则彰显有序性。[2]江必新：《把新时代社会治理提升到更高水平》，载《人民日报》2018年8月5日。